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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县县长和潞商堆锦艺人李模在青岛的海港码头已足足等待了两天，海风迎面，吹拂着澎湃的心情。他们等待着由大洋彼岸巴拿马驶来的客轮也最终迎面而来。这一天，恰恰是“长治堆锦”艺术品“梅兰竹菊”在年第一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银奖的整整30天后。
堆锦，也称堆花。其在长治的历史久远，相传，早在我国唐朝时已有堆锦艺术品的出现，这与上*地区久远的种桑织丝有着渊源的联系。因堆锦的主要原料就是丝绸，是丝绸经过“上色、飞边、絮棉、压捻、叠褶、粘贴”等数道工艺而形成人物、花鸟、美景的浮雕艺术品享有立体中国画的美誉。
特别是在我国明朝，朝廷的需求，上贡潞绸的兴盛，万台织绸机昼夜的织造，也给潞州“绫罗绸缎附属加工业和延伸产品“堆锦”带来了空前的发展环境。这时期长治的堆锦产品存世罕珍，我们发现和收藏到的有“福贵吉祥”“事事顺畅”“春夏秋冬”等等寓意吉祥的堆锦作品。
清朝长治的堆锦作坊约十余处，多集中在潞安城南部的绫坊巷、炉坊巷四周，尤以李家堆锦名声远扬。李家堆锦的出名，源于李家幸运、聪慧的传承人李模。清同治年(年)李模出身于长治城里炉坊巷，从小聪颖，受艺于父辈学习堆花，“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十多岁时就善琢磨、勤思考，表现出超人的堆花天才和本领。
李模中期创作的堆锦作品较前辈推陈革新，特别是对丝绸用料有大胆的扬弃，打破堆锦完全依赖丝绸的惯例，发扬和光大了中药“通草”在堆锦中的应用，使完全依赖丝绸进行创作的堆锦，一改旧貌，作品的审美、观赏及寿命都大大提高，官吏百姓喜闻乐见。
李家创作的堆锦作品特点，一是“通草”较丝绸柔和、雅观，二是天然中草药在堆锦里镶嵌，避免生虫，延长了作品的收藏寿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在李模的堆锦创作进入高潮的清光绪十五年(年)时，李模儿子李时忠在炉坊巷李家老宅出世，又是一次的父传子承过程，父辈手把手地教，儿子专心致志地学，25岁时的李时忠，在年巴拿马的获奖作品创作过程中，融入有他的堆锦创作手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的作品主要是用来为潞安地区的富商豪贾祝寿、娶亲、贺喜及送礼使用。李模年病故，时年66岁。年长治解放后，以李时忠为代表的堆锦艺人们组织了合作社，随后，手工业者和堆锦艺人又加入手工业生产社，年，此时的李时忠作为长治市的*协委员、油漆裱糊工艺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带领4人组成一个堆锦小组，专做堆锦作品。
几年当中堆锦作品层出不群，影响深远。在国际方面，代表作品有赴朝鲜慰问团赠给金日成的“雄鹰展翅”，有为本市国营三四二工厂赠送苏联专家多幅“世界和平”“友谊长青”等堆锦；年在前苏联领导人访华期间，长治的“和平与友谊”堆锦作品赠与赫鲁晓夫；年李时忠与族弟李时俊受聘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耗时数月，制作大型堆锦作品“杏花村”，参加山西厅的设计装帧工作。
年李时忠在长治病故，时年7岁。长治堆锦，作为艺术品同时又是商品，其产品价格一向以“物美价廉”著称于世广为百姓喜闻乐见。但是，价值与价格倒置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翻阅到“长治市五星油漆厂”年9月12日的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可见到当时一幅幅精美的堆锦作品创造诞生后，在市场上销售的价格情况。
资料显示，一个堆锦厂在三年时间当中仅仅只有64片的产量，平均一年只能堆出20多片，这些说明了什么？作为艺术品的长治堆锦，首先肯定的是，它是一项耗资、耗时、耗力、耗工的艺术创作过程，制作难度极大，不是人人可做的简单产品和商品，精湛、高超的手艺是其必须具备的条件。
另一方面反映出的是，堆锦出现在商品市场后，其价格二三十元，价格低廉得如此惊人，老艺人三年“三人工资元”，一人三年平均工资元，创作激情从何而来？堆锦产品的厂家又如何用如此低价格的产品去维持生产和艺人的生活？不得不承认，严酷的市场行情，长期制约着长治维锦艺术品的兴盛发展道路。
之后，出现的情况是堆锦作品只好逐年锐减，以致原本只有两三家的长治堆锦制作厂停产关闭。以往对长治堆锦的历史研究中，只知堆锦如何地精美，如何地绝妙，哪里知道一幅堆锦作品经过艰辛的创作之后，换回的是如此微薄的利益，如此凄凉的市场。档案资料的发现，告知人们一段鲜为人知的长治堆锦不能兴盛的原因所在，值得深思。
近日，获悉长治堆锦正在积极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长治人的进步、长治人的大事，衷心期盼今后更多的人了解堆锦、认识堆锦、喜爱堆锦。让长治堆锦“堆”出新思路、堆”出新画卷、“堆”出新辉煌，让长治堆锦前程似锦。
历史自有商人以来，买卖人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他们的角色似乎就是朝廷身上的“口袋”，朝廷、官宦随时用钱可随时来掏。商品经济社会只要存在，这个法则多少朝代好像就没有改变。不知何时，古代文人觉得朝廷这样直接去掏商人口袋行为过于直白，他们就创造了“税”这个高雅的朝廷动作。
明初洪武年的潞州也确实富足。潞州领六县9.6万户，64万人口，耕地面积万顷，百姓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同时，这块古老土地上百姓劳动的对象已不只是“春种秋收”，劳动的对象方式慢慢出现质的变化，挖矿、采煤、冶铁、酿酒、织绸、烧瓷、贩运等手工业开始发达，繁荣的手工业占去大量的劳动力，这些行当的从业者在潞州每年约七八万人左右。
农业与手工业出现明显的大分工，萌芽的资本市场利润突显，且不说从事这些行当的潞商自己赚了多少银子，单单从潞商各行当特别是种田的农夫上缴朝廷的税收，足以让人惊呼！叹呼！
明朝洪武初年潞州上缴朝廷的夏麦税5.8万石，秋粮税22.4万石。洪武二十三年(年)的秋粮税，潞商开始用“现金”折合秋粮这种兑现的方式给住藩晋府的朝廷上税。全国别的州府都以秋粮实物上缴朝廷，而富足的潞州商人此时有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从田间地头游离到采煤、冶炼、烧瓷、织绸、贩运等行业。
或者说他们从来就是种地和经商两兼顾，手头赚回了白花花的银两，但田间地头的秋粮反而不足上缴朝廷。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的萌发，劳力从田间的游离，便导致潞商有大量现金，而无充足秋粮上缴的社会经济新情况。潞州的秋粮税只好折合成一枚枚的“五十两金锭”孝敬朝廷了。
时间到了明万历年间，辅*大臣张居正的“一条法”，不无借签了潞州的此种变役、秋粮折合现金做朝廷的税方法直接了当，方便易行，在全国推行。“税金”两字由此而诞生后，朝廷对商人的情感似乎倍加“切”起来。反正，明朝的商人是朝廷的口袋，银子随时用随时掏。
从明万历朝廷“变秋粮征银”开始，一直到清末，朝廷定下的老规矩还在照例征收不误。拿潞安府壶关县太平里九十六甲的韩邦差来说，在光绪六年(年)“丁归地粮役”的“钱粮税”内容规定：“上地每亩征银九分六厘三毫九丝；中地每亩征银七分九厘四毫七丝；下地每亩征银七分三厘二毫五丝；下下地每亩征银二分五厘九毫八丝。”
到光绪十六年(年)时，韩邦差有中地六分、下地九分，朝廷*府共征缴他的秋粮银两四两九钱二分。这份清光绪《壶关县钱粮易知单韩家一代代相传至今。份份的《钱粮易知单》，一枚枚的潞州上缴秋粮税五十两金锭。
结语
如今它们早已远离喧器的社会赋税，远离来来往往的货币经济大舞台，静静地在汾河岸边的省博物馆里昭示着潞商富裕的足迹，然而当年上缴税金的一个个潞商今又在何方？又能述说些什么？早已化作泥土的明代潞商们此时正用他们宝贵的遗存书写出一页页的潞商赚钱缴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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